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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8月5日）上午，兩張截圖火遍了網絡，將字節跳動這家勢頭正健的科技巨頭拖入輿論漩渦。

一張是字節跳動旗下“大力教育”管理團隊的一封手寫裁員公告，另一張是一名大力教育員工的好友圈截圖：2021-05-05 全體人民 原地失業。

其實，張一鳴和字節跳動給教育業務押了很大的寶。

從2018年發力教育業務開始，到2020年正式發布“大力教育”品牌，字節跳動通過自研和收購鋪開了20多個教育項目，并且不是簡單設立培訓機構，而是以“創新”、“科技”為大旗，橫跨作業燈等硬件產品和軟件、服務，覆蓋Pre-k、K12、成人教育，涵蓋多學科和多課程。

看起來，字節跳動通過大力教育扮演了“教育產業科技化”的先鋒角色，果然是科技巨頭的風范。然而，一朝解散的命運，當真只是國家為了壓制資本或者避免“雞娃”以提高生育率？

這樣的段子只能拿來樂呵，“大力最終沒有出奇跡”的失敗結局，真正的本質依然在于兩個字：“不公”。

“科技式教育”碰壁

字節跳動眼饞教育這塊蛋糕的故事，要追溯到2016年。

那會兒張一鳴跟俞敏洪倆人碰了頭，當然，并不是談論字節跳動與新東方的合并事宜，而是給科技與教育兩大產業的發展路徑定調：科技公司跟教育機構合作是必然的趨勢，這樣才是實現技術和數據的最優化結合。

用大力教育CEO陳林的話來說，就是字節跳動把2016年到2017年定位為“對教育業務的思考期”。陳林是什么人？可能有部分讀者很熟，但對于另一部分不熟的朋友來說，原今日頭條CEO、創新業務負責人這兩個頭銜，圍繞字節對教育業務的定位，是不是足以說明一些問題？

第一個頭銜，今日頭條乃是觸發和鞏固字節跳動做教育意向的重要窗口。僅以2017年為例，今日頭條教育類文章閱讀總量突破了107億，悟空問答上的教育類問答閱讀總量已超過190億，而今日頭條副總編輯徐一龍指出，教育機構獲客成本在20%-40%之間，流量若能降低成本，則商業價值不可估量。第二個頭銜，關系到“創新”二字，下文詳述。

于是字節跳動就開始大張旗鼓做教育事業，2018年便是落地的節點。

該怎么將教育業務做得“更科技”、“更字節跳動”？作為科技巨頭，字節跳動自然不能說請幾個老師、辦幾個培訓班就能完事。那么，擅長做創新業務的陳林自然便大有用武之地。

我們先按照設立時間順序通覽一遍字節跳動-大力教育的業務矩陣：

2018年：GOGOKID（首款產品，面向4~12歲兒童與青少年，提供外教英語在線一對一業務）、AI學（收購）、開言英語（收購，成人教育產品）；

2019年：清北網校（收購，面向6~18歲中小學生課程，布局K12）、極課大數據（收購，布局進校業務）；

2020年：瓜瓜龍啟蒙（面向3~8歲兒童，提供人文、英語、思維三類學科，布局啟蒙業務）、學浪（百億流量補貼教育創作者）、你拍一（收購，為3~12歲兒童提供同步數學知識課程，強化數理思維、素質教育）、大力智能。

如果說2018年是字節跳動真正開始落地教育業務的序幕，那么到2020年正式發布“大力教育”品牌，將瓜瓜龍、你拍一、GOGOKID、清北網校悉數囊括其中，就是字節跳動吹響了全面進軍教育陣地的號角。

這個矩陣和發展模式，“科技”在什么地方？帶有多少“字節跳動”的科技公司色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特點。

矩陣式、App式發展，一方面是多種教學服務以App模式呈現，另一方面這些App還構成了矩陣。字節跳動素有“App工廠”的名頭，以往每次業務布局都是以一款主力核心App為落點，但是考慮到教育面對的人群構成較為寬泛復雜，故而罕見地拿出一群產品和業務構成龐大陣容。

側重與科技事業相關的學科，例如瓜瓜龍為3~8歲兒童提供AI動畫課程，含有人文、英語、思維等三類學科產品。

借助在線模式，例如清北網校提供在線直播大班輔導服務。

軟硬件結合，例如2020年品牌發布會上推出的大力智能作業燈：基礎性質的照明功能；由于燈桿上嵌入了手機大小的屏幕，頂部燈管中心配備了AI攝像頭，這就讓作業燈能夠實現類似手機的視頻、通話衍生功能；將作業燈結合到信息庫，用戶手指指向課本，可通過屏幕獲得實時查詞、跟讀、講解等功能服務。

“大力教育”也有智能學習燈等硬件

不能不夸獎字節跳動的構想很好，但敵不過更為宏觀的背景力量。

上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即 “雙減” 意見）。不但對義務階段學生的課業壓力、作業時長等做出了可量化的硬性規定，還要求“教師要指導小學生在校內基本完成書面作業，初中生在校內完成大部分書面作業”。恍惚之間，筆者有了一種夢回90年代初、在放學后的留校班里寫作業的感覺。

“雙減”甚至對課后補習機構的投融資、業務類型、經營時間等，提出了嚴格要求。更是要求培訓機構聘請的在境內的外籍人員要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同時“嚴禁聘請在境外的外籍人員開展培訓活動”。

以后外教必須在中國境內登記注冊

于是，這份紅頭文件幾乎成為了中國課外培訓產業的死刑判決書。有瓜瓜龍平臺員工，對前來采訪的媒體表示：看“雙減”前半部分，我還沒什么感覺……直到最后一段提到不得開展面向學齡前兒童的線上培訓，“整個人癱坐在辦公椅上，不想工作了。”

文章開頭的一幕，也就這樣突如其來。目前，“大力教育”旗下各平臺以及狀況如下：

瓜瓜龍，目前已開始裁撤輔導老師崗位，根據媒體了解，已知的計劃是在8月底前裁撤50%以上的體驗課輔導老師；你拍一，目前應用已下架，在完成善后工作后將停止運營；GOGOKID，目前應用已下架，在完成善后工作后將停止運營；清北網校，現已停止了所有外部投放，下線了所有初中階段系統課程。據知情人士表示，接下來將暫停初中階段的招生，裁撤體驗課輔導老師，但承諾會繼續服務已經報名的用戶。

現階段，“大力教育”裁撤的主要是一些邊緣崗位。如“瓜瓜龍”平臺的體驗課輔導老師崗位。按照崗位定職，這些崗位主要負責瓜瓜龍幾元、十幾元體驗課程的輔導答疑和系統課的銷售。

而根據“大力教育”的內部公告，這些被裁撤的輔導老師將拿到“N+2”的補償。但鑒于瓜瓜龍App上線運營僅一年半實際，所以絕大多數人員實際多數僅領到3個月的遣散補償而已。

如無意外，你拍一、GOGOKID這兩個平臺鐵定將被放棄。而尚可挽救一把的瓜瓜龍、清北網校，將會向著中小學生素質教育、成人再教育方向轉型。盡管這個市場，規模遠小于剛剛覆滅的學科培訓。

當然，遭到“鐵拳”制裁的不僅僅“大力教育”一家。無論學而思、猿輔導、新東方，整個K12產業，隨著“雙減”下達，幾乎是一夕之間“萎了”的結局。

歸因：“內卷”時代的不公

字節跳動的“大力教育”為何中道崩殂？這就要考察學校之外培訓教育的最大弊病：公正性的缺失，以及發展態勢的扭曲。這種本質性的短板，并不是從模式上加以創新，或者帶有一定的科技特征便能解決。

中小學喊“減負”，其實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可謂由來日久。然而從上世紀末減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到底減啥樣了，本文的讀者想必心知肚明——非“作業繁重”沒減下來，最后演變成了更加繁重，還捎帶上一堆培訓班，必須周末、寒暑假連軸轉；家長也要因為每日的作業輔導問題和日常的高額補習班支出，普遍身心俱疲。

歸根結底，“減負”很多時候只是個幌子。減來減去，也只不過是硬性要求學校不得布置過多的課后作業，以及嚴禁在校內開設補習班而已。出于讓子女學習更好的樸素愿望，家長的補課需求一直存在，焦慮也長期存在。而隨著資本滲入教育領域，嗅到商機的資本立即利用了家長的焦慮，并竭盡所能將之放大。

某爛俗套的西諺有云：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焦慮感的營造并非一日之功，但需要為此負責的人卻不知凡幾，甚至包括筆者。

9年前的2012年，筆者曾在國內某頭部網絡營銷公司就職，專門負責為某大客戶就其“海外游學”業務進行網絡口碑營銷。

所謂“游學”，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遠游各地，訪師求學。近代以前，無論中外，受制于落后交通能力與通訊方式，學者在學成后成名前，需要遠游各各處。或訪師、或會友，要么是同道中人切磋交流。

不少“海外游學”本質上就是旅游

但“海外游學”只是假托“游學”之名的旅游項目：讓一群十多歲孩童利用寒暑假，組團去歐洲或者美國轉上一圈，參觀各地著名學府、博物館等等，一般耗時一到兩周，收費一般數萬元。

然而，它又以如此具有欺騙性的名稱，在那個國人還癡迷美歐，幻想去發達國家留學的年代里，讓諸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們產生出聯想——是不是我的孩子去了，就可以開拓視野和同學們拉開距離？是不是未來，就有希望考上去“游學”過的海外名校？

在如此光環加持下，價格虛高是肯定的。在2012年，類似的“海外游學”項目，報價從3萬起，最高的可達近10萬。實際上，這樣一筆錢，其實完全可以負擔一家三口出國來個短期親子游開銷。

然而其可怕在于攀比心。一旦班里有一個孩子出去了一趟，則勢必引起整個班的跟風。“海外游學”有沒有用是一回事，但是孩子卻知道——班里別的同學都去了，但我卻沒有。

家庭條件優渥的人家終究是少數，即便今日，讓多數家庭動輒掏大幾萬出來，也是需要一番思量的。然而絕大多數父母為了孩子不“低人一等”，最終還是咬著牙買單。

從全新的角度去制造一種新的市場需求，并通過攀比心理、從眾心態、寵愛子女等多種角度，半強迫地使消費者為此買單。“海外游學”是一種典型的消費陷阱。而同樣的心態放到補習問題上——班里只要有一個孩子開始購買課外輔導服務，那勢必引發連鎖反應。在普遍性的焦慮之下，補課就如同大國間的軍備競賽，在家長之間愈演愈烈。

我國高中階段的補課基本毫無意義，這是已經被國內教育業用統計數據最終證明的。而義務教育階段的補課，其實效果也非常值得懷疑。但正所謂別人都補了，我們怎么能不補？也許人人補，等于人人沒補，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沒有補，那就等于就他一個人減了分。

在浩浩蕩蕩的“內卷”之下，人的心態也是高度扭曲的。

2016年的時候，有一個新聞這樣說：上海一所有名的幼升小輔導班，到了報名時間，爸爸媽媽們都早上5點不到便排起了隊。更有甚者，一個轉手的輔導班名額，竟然被炒到了五、六千元之多（注意，這是2016年）。

由于上了新聞遭到曝光，這所輔導班很快就引起了上海教育主管部門的關注。在隨后的官方調查中，這家已經經營數年口碑卓著的幼升小輔導班，被查出竟然是沒有資質的。

幼升小面試需要上培訓班

既然沒有資質，那么結局就只有遭到取締一途了。然而眾多年輕的爸爸、媽媽卻對此毫不領情。因為在家長們看來，即便是沒有資質，可是自己的寶寶上了之后，就能考上優質私立小學呀！

始于幼升小的這場“內卷”之路，終點通常是高考。而總有一些幸運兒，或因天資聰慧，或者是別的什么原因，能夠在高考中邁入最高階象牙塔。

但是，那些最后考進頂級名校的“強者”，就真的代表其父母從這場內部惡性競爭中取得了勝利？人畢竟不是彈簧，即便彈簧，也是有金屬疲勞問題的。

實際上，即使進入大學，相當一部分青少年卻已經在長期學校、補習班的連軸轉中，身心俱疲，出現了顯著的心理問題。

北京大學校屬精神科醫生徐凱文，曾就近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學生心理問題，在學校內部進行過統計調查。結果也是令人震驚的：在北大一年級入學的新生中，有30.4%的人厭惡學習，40.4%的學生認為活著沒有意義。

被驅趕著行動的做題家不在少數

難以想象，這里云集著全國最優秀的年青一代。而在北京某重點中學執教的朋友，更是對徐凱文直言：高中部幾乎每班都有因為心理疾病棄學的孩子。在不久之前，這些棄學的孩子還是全北京最杰出的“做題家”之一。而現在，他們卻時常出現在班主任的噩夢中——班主任的最大的噩夢，就是夢見這些出現心理問題的孩子在校內自殺。

徐凱文醫生最后感嘆道：你們用焦慮養出來的娃，最后都送到我這里了。

教育問題，關乎家庭的攀登階層的希望。受教育權利的不公，是僅次于生存權問題外，人類世界最大的不平等。

好在，社會主義的這計鐵拳，終于轟了下來。

而這計鐵拳也證明了一件事情：一旦我們的政府下定決心去認真做的時候，是可以做成事情的。即便是面臨遭到教培機構“百萬漕工”綁架政策的困局，依舊能夠堅定不渝地執行下去。

顯然，這便是體制的優勢了。

實際上，這只代表著分配公平的“鐵拳”，也一直在教育領域內揮舞。

2019年6月之后，私立學校也被禁止篩選學生。我們上文提到“幼生小”乃至于“小升初”時候的烏煙瘴氣，才得到有效控制。

國家對教育成本的管控，絕不會止于“雙減”政策。然而，這不是為了打壓，而是為了長治。所謂按下葫蘆浮起了瓢，“雙減”的最直接后果便是，雙休日和暑期學生安置問題，進而包括體制內教師職業發展、公立教學資源的平均分配等系統性問題，仍需要按部就班去一一解決。

我們的下一代，決不能只擅長“做題”

改善教育、課外輔導，誠然科技和模式創新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卻不能單一依賴，仍然需要更為宏觀層面的調控與把握。

字節跳動在教育業務上的受挫，與其說是開倒車，倒不如說是撥亂反正的一次代價。終究，科技能夠讓你跑得更快，但前提是方向正確，而非一路跑向斷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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