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假期回來的第一天，我們發布了一張調查問卷《在過去一年中，你經歷過跳槽/辭職或是被辭職嗎？》。本以為這一天是2021年全新的開始，大家都會把“燃”當成自己的工作狀態關鍵詞，沒成想后臺收到的留言絕大多數呈現出的狀態是“喪”。在被疫情影響的2020年，太多人的工作發生了變動，我們與其中一些朋友做了深入的交流，聽他們講了自己那些不開心的事。與冷冰冰的統計數據相比，這些普通人身上的真實經歷或許是過去了的這一年的另一個視角。好在最終我們感知到的情緒中，“喪”的比重并沒有很大，大家還是相對安然地度過了這一年。

武漢封城的第二天，我失業了

翠華/27歲/Tier 2 企業計劃經理

你可以叫我馬翠華。

馬翠華是我失業后重新開始用的名字，此前在我工作的那家汽車零部件公司里，大家都叫我Tracy Ma。 

那時我在上海，你可以用很多字眼來稱呼這座城市：魔都、滬上、十里洋場……那時的我每天上班都會穿成一個白領的模樣，到了辦公室再換上工服。去年春節前還沒有放假的時候，我們辦公室很熱，后面的車間里很冷，所以我總是會放一件厚外套在辦公室，需要去車間的時候就把它穿在工服里，我很瘦，所以看上去不像其他同事那樣鼓囊囊的與面包沒有區別。

春節放假前，我們就聽說湖北出了些問題。我的老家在黃岡，我便和家鄉的朋友打探起來，得到的答復多半是模糊的：大概吧，也許吧，應該沒什么吧……我就和往年一樣提前請了三天年假回了老家。到家后，我把高跟鞋換成了UGG，把羊絨大衣換成了羽絨服，Tracy Ma就這樣變成了馬翠華。 

接下來武漢、湖北乃至全國發生的事情你們就都知道了。我在黃岡，與那些和疫情有關的城市別無二致。 

1月23日，武漢封城。

第二天是除夕。往年的這一天里，我們都會在工作群里搶老板和同事互相發的紅包，但是這一次群里沒有了紅包雨，同事們用即便透過文字依舊能夠看得出心中忐忑的措辭小心翼翼地彼此祝福新年里百毒不侵，并暗撮撮地祝公司業務蒸蒸日上。可是我們部門的老板整整一天都沒有說話，這讓我們很是有一些緊張。 

晚上九點多，電視里的春晚沒精打采，我也在盯著工作群里零零星星的對話發呆。我們部門老板終于開始說話了：“非常遺憾地通知大家，由于我們的買家產能受到疫情影響，對我們的產品采購無限期推遲……我們這個部門也要開始無限期無薪休假了。” 

沉默，很長時間的沉默。或許群里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只要自己不回復，剛剛老板的那句話就可以當作沒有說出來吧。大概七八分鐘的樣子，正在河南漯河過年的James，還是叫他趙強吧，有氣無力地說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咱們各謀出路吧。”

在家里宅了76天。4月8日，武漢解封，整個華中地區很快便恢復了活力。我沒有再回上海，請前同事幫我退了租，大多數家什分送了上海的前同事和朋友，衣物請他幫我快遞回了黃岡，算是正式地與我五年的滬漂生活告了個別。

五月，我入職了武漢一家公司，它曾經是我前東家的客戶，我在這里繼續做我熟悉的生產計劃崗位，收入比此前在上海低了一點，但考慮到武漢的生活成本，事實上生活質量并沒有什么改變。我在這里租了一個單間，距離黃岡父母家不到一百公里的距離，周末可以跑回去吃媽媽做的飯，生活比在上海時安逸多了。

在過去的這一年里，我失業了，但是也有收獲。除了少了三個月的薪水，其他似乎一切都好。

對了，現在大家都叫我馬翠華。

趁著疫情，我給自己的人生刷了個副本

Jason/28歲/Tier 1 企業研發工程師

我從沒想過，28歲的自己還能做個網紅。

高三的時候，父母用一頓混合雙打讓當時癡迷于夾band的我放棄了報考音樂學院的念頭。努力了半年之后，我考上了北京聯合大學的電氣工程專業。媽媽覺得雖然學校不理想，但是專業的名字聽上去似乎可以自食其力的樣子，也就勉強接受了這個現實。但是在和自己的老姐妹們聊起我時，也只是用“多少離家近，好照顧”這樣的詞句含混地把話題引向其他方向。 

但是他們不知道我選擇這所學校只是因為我喜歡的歌手老狼曾經在這里就讀，至于讀什么專業？選專業的時候沒見到老狼的無線電專業，我就隨便選了個看上去將來能有口飯吃的專業。讀書的時候，我更喜歡賴在南校區，那里距離三里屯和工體很近，我把省下來的零花錢都用來在后半夜跑去酒吧看駐唱歌手的演出了，只需要一瓶啤酒就能讓我進入微醺狀態，然后我就可以不出聲地對著口型默默地跟唱，有時臺上的歌手走音了，我就輕輕拍一下桌子，抬頭望向酒吧的天花板，無聲地咧嘴笑一下。

很快我就混完了大學。畢業后，果然如我所料很容易就找了個工作，在一家汽車零部件企業做工程師。說是工程師，其實就是最基層的技術員，工資不高，勉強糊口。其后的幾年里，按部就班地升職加薪，結婚生子，和身邊的其他人沒什么兩樣。我把自己的吉他收在了衣柜的上面，盒子上面沒多久就落滿了灰塵，就和那些尋常的日子一樣，很容易便被遺忘。 

但是，疫情來了。

我們公司謹慎地選擇了階段性停工，隨之而來的就是每月收入的銳減和閑暇時間的激增。后者還好，在家里看看電影聽聽歌看看書哄哄孩子也就打發了。前者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奶粉預算開始報警，可是我們兩口子都是在普通公司的打工人，根本沒有外快，眼看著只能坐吃山空，愁得我把煙都戒了。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在抖音上刷到有人在街頭唱歌的視頻，從互動數據上來看很是可觀。媳婦從沙發另一側探過頭來問我：“看什么呢？這唱得還不如你呢。”是啊，唱得還不如我呢，照了照鏡子，貌似賣相也不如我呢。他行，我為什么不行？

從少年時玩樂隊的朋友那里借了全套設備，我就勇敢地站在了一個shopping mall的廣場上。平時這里的人流熙熙攘攘，這會兒卻只有大小貓兩三只。我應該慶幸自己有中學時經常參加各種演出的經歷，此刻并不像初哥那樣局促。那天我唱了十幾首英文老歌，和七八個姑娘合了影，微信零錢里多了百多元打賞，對著幾十個手機擺出了自以為最帥的角度……那天午夜我就在抖音上刷到了自己。 

現在每天晚上七點我都會出現在那個廣場上，唱幾首自己喜歡的老歌，再唱幾首圍觀群眾們點的歌。有掌聲，有鮮花，有我少年時想要的一切。對了，還有來自掃描二維碼的打賞，我在抖音上也接了一些廣告，加上工資的收入已經超過了疫情前的水準。班，我還在上，認真地上，但是我很開心自己在打工人的平行世界里有另一種生活。

每晚的觀眾里，還有我的父母，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還好，這次他們沒有隨身帶著當年揍我的那根拖布把。

我失業了，卻和他們在一起了

孫一鳴/39歲/Tier 2 企業銷售經理

疫情到來之前，我在廣州工作。我的家人在距我近三千公里之外的沈陽，不忙的時候，每個月我們可以見一面，我會在周末飛回去一次。忙起來，見面的時間就不好說了，往返機票的幾千塊錢先放在一邊不說，耽擱了生意在我看來才是大事。

2020年的春節，我沒回東北過年，因為公司說疫情初現端倪，如果回去的話，回來后要隔離一段時間。如果這樣的話，我手里的客戶可能就會丟掉，想想可能損失的銀行卡里的五位數，我選擇留在了廣州的宿舍里。除夕夜，我自己煮了速凍餃子，在視頻通話里和父母妻兒互相拜年，感覺有些酸楚，這是我第一次沒有在家里陪家人過年。

過年后的生意不大好，買家的生意都清淡起來，何況是我們。于是，每個月的績效工資受到了很大影響。本來可以趁著這個時間回去看看家人，但是全國的疫情都嚴重起來，我只能和家人隔著幾千公里彼此擔心。工作一下子不忙了，心情卻輕松不起來。

我記得很清楚，3月17日的凌晨三點，我接到了妻子的電話：“坐最早一班飛機回來吧，媽住院了。”母親的心臟不好，多處血管狹窄，這些年里前前后后做了六個支架，上一次陪她去醫院檢查時，醫生苦笑著說不能再做支架了，一定要好好調養身體。這一次，她又是因為心臟的原因住院了。

隨身帶著電腦、手機、充電寶，我飛回了沈陽。當時的沈陽還不像現在這樣處于嚴管狀態，我在醫院陪了一周也沒有防疫辦的人來找我。一周過去，母親的身體恢復得還不錯，她也勸我回去工作。看著手機上幾十個老板打來的電話，想著這一周里丟掉的兩個訂單，我便訂了機票準備飛回廣州繼續打工。

年過花甲的父親開車送我去機場。他開得很慢，限速120公里/小時的高速公路上也只能以80公里的時速開在最外側車道。我坐在副駕上，看著他的側臉，他的雙眼緊緊地盯著前方，握著方向盤的雙手靜脈血管清晰可見，他以我平時嘲笑的那種抱著方向盤開車的方式開了一個小時，我就在旁邊看了一個小時，看著他鬢邊的白發和松弛的臉部皮膚，看著他有些渾濁的雙眼，下車后我幾乎是落荒而逃地沖進了候機樓。

回到廣州后的日子還是一樣，只是我多了很多心事。

4月26日凌晨2:17，我又接到了妻子的電話：“媽走了，心衰。”

這一次飛回去的時候，我把在廣州的細軟打包快遞回了沈陽。我和老板提了辭職，不顧他的挽留，決定回去。

按照家鄉的風俗，我和家人操持了目前的葬禮。在那幾天里，父親肉眼可見地老去，他的動作愈發遲緩，灰白的頭發幾乎一夜白頭，和我說話時反應極慢，比他實際年齡更慢的那種慢。其他家人還好，但是兒子和我之間有一絲極不明顯的距離感，或許是過去幾年里我們聚少離多的緣故吧。如果仔細看的話，妻子的眼角也多了細密的皺紋，臉部的膚色也變得有些晦暗，我不在身邊的時候，照顧兩邊老人和孩子的擔子都壓在她一個人的身上，生活不可避免地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跡。

不走了，和家人在一起。是我在疫情期間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半年過去了，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不過專注于股市倒是讓這半年的收入沒有出現斷崖式下跌。如果一定要做個加減法來衡量得失的話，陪著日漸老去的父親和每天都在長大的兒子以及芳華不再的妻子，在我看來更加重要。畢竟沒能陪伴母親度過生命中最后的時光，或許會是我此生最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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