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看到一篇文章，說疫情和經濟下滑，不是因果關系，也不是先后關系。我們要反思疫情和經濟下滑背后那個共同的“因”。當我們消除了這個共同的“因”時，才是真正找到了經濟復蘇的鑰匙。

這篇文章不過是講了一個常識，只要是在當下經濟社會的人都能普遍感知到，但為什么還要煞有介事地這么寫出來，肯定也是因為還有很多糊涂蛋不這么認為，認為只要控制了疫情經濟就能好轉。

誰是這樣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呢？真是天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是，現在的企業包括個人必須要面對先前早已開始的經濟不景氣加上疫情帶來的新破壞的雙重壓力，身上可以說是壓著兩座大山。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應該怎么做呢？

我們最先看到的是廣告行業的新潮傳媒集團2月10日官宣“減員10%”，之后是汽車行業的大搜車集團被內部員工爆料稱“線下團隊裁員70%”。然后是以受疫情影響最大以優信、瓜子和人人車為代表的二手車企業減薪或裁員新聞。

報道這些新聞的時候，很奇怪，總一些媒體以“變相裁員”來渲染與炒作，仿佛企業裁員是不對的，變相裁員顯得更加狡猾更加不可饒恕似的。

最新又有類似的兩則新聞引發一些媒體的喧囂：

一則是《上汽大通薪酬及福利調整說明》，上汽大通從3月份起調整績效獎金發放比例，原本占工資35%的績效獎金都要打折扣，級別越高折扣越高；與此同時，幾乎取消了其他一系列員工軟性福利。

另外一則是北汽集團營銷業務委員會發布的《零售中心全員銷量考核方案》，涉及到事業部分管副總、事業部部長、事業部科長和大區主任在內的四類崗位相關人員，如果未完成相應崗位負責的3月份批發任務，將直接面臨免職的處罰。其他人員，都將根據任務完成量來兌現工資。

今年以來，裁員降薪甚至關門大吉的現象在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比比皆是，但是因為它們不是像車企那樣的龐然大物，所以外界的關注度不高甚至根本就不關注，但放到車企身上就不行了。

上汽大通這則薪酬福利調整因為沒有涉及裁員，似乎面臨的壓力還不大。但是企業方面已經顯得有些吃不消，最初回應“相關方案尚處于內部討論階段，并未確認執行”，但最終還是大大方方發出《致全體員工的一封信》，強調只有打破“鐵飯碗”的慣性思維，懷有“強烈的優勝劣汰機制”，“才能直面汽車市場的嚴酷競爭”。

北汽的這個考核方案，被內部員工捅到自媒體那里，然后通過內部員工之嘴把“變相裁員”的聲音放了出去。我們不知道企業方如何看待外界這種評論，也沒有看到相關回應，到底這個考核方案還實施不實施。但依照常識，這根本不是事。

我們回顧一下最早動手裁員的新潮傳媒，其創始人張繼學面對大面積報道，一時有點緊張，不得已對外表示“此事給大家造成了一定的困擾”“表示歉意”，還用了 “優化”和“末位淘汰”來否認“大量減員”。這種說法要放到一個月的今天，則不免還是要被人說成變相裁員。但恐怕張繼學會懶得搭理這種人。

張繼學為什么要出來解釋？他實際上是為了避免有人惡意造謠，將外部環境造成的困擾當成是企業內生的問題。所以，他在改了辭令后還是表示了兩點看法。

一來，“這是企業的正常動作”。解釋一下，就是應對大環境不佳的正常舉措。前文說了，疫情不是經濟下滑的原因，經濟下滑先于疫情出現，所以即使沒有疫情，“優化”遲早也是要做的。

二來，新冠病毒加速了這種優化。他說：“未來究竟有多大影響，誰也不知道，正是因為不確定性讓管理層非常擔心，于是做出了謹慎的經營策略，控制成本，踩死剎車，以求活著。”

這種屬于市場經濟社會的常識現在卻還要再重新普及，這不知道是不是一種悲哀。面對常識被質疑，優信被逼得雖然表示不裁員，但還是實施了“暫時性靈活用工和在崗員工臨時降薪”等措施。企業要自救，你不讓人自救，這是何居心？而且這種事情一旦被渲染炒作，吃瓜群眾的第一反應就是企業不行了。

所以，張繼學要引用稻盛和夫經營哲學說：稻盛先生不主張裁員，但拯救日航時，卻狠心裁掉三分之一的員工，高達16000人！因為如果不裁員，日航就會破產，剩下的3萬名員工也將失業！……稻盛先生不主張降薪，但遇到日本石油危機的時候，企業訂單減少了90%，為了活下去，全體干部和員工不得不集體降薪！

北汽的那位把內部考核方案提供給媒體的員工，在我們看來，應該是第一個要被裁掉的員工，他或她想的不是努力去競爭，而是盼望給企業施壓來獲得自己的安樂窩，這不是蠢就是壞，看看其匿名對媒體發出的言論，就知道這種判斷一點也不為過。

第一句：“確實今年調薪降薪的企業不在少數，我們也并非不愿意與企業一起承擔風險，但是完不成任務就免職，這不相當于變相裁員嗎？”

我們想問的是，你到底想承擔多大的風險?小小的風險，那還叫共同承擔風險嗎？還有，你為什么那么害怕免職？尸位素餐，不免職，就降點工資，能行嗎？而且，對于北汽，當下通過這種考核能很好地優化自主品牌整合后營銷隊伍，對于謀求長遠發展的企業來說，這何錯之有？既然不想被免職，那就全力以赴吧。

第二句言論：一般企業制定懲罰政策的同時，也會同時制定超額完成任務的獎勵政策，而此次考核也看不到。

在此困難甚至危機時刻，一個企業有員工提出如此要求，恐怕這個人也應該是第一個被裁掉的。這是和企業共渡難關的態度嗎？2019年的關鍵詞已經是“南”，2020年再加上讓經濟直接停擺的疫情，為什么到現在有人還生活在幻覺之中？

南北這兩家國有車企的方案，都是先從干部開刀，可以說是講政治的方案，而且也應該是通情達理的方案，體現了對廣大基層員工利益的尊重。如果不是為讓企業能夠更好地生存發展，恐怕也就不會去傷這個和氣。為什么？因為政府方面并不希望企業裁員，2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應對疫情的六大措施中，“穩就業”是重中之重。

但是政府方面的“穩就業”顯然不是說就不能減員，企業為了求生存，精干隊伍很多時候就是一種必須，眾所周知的就是兩個和尚挑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故事。政府穩就業，更多可以從宏觀層面上來理解，它關心的是社會整體就業率高，并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如果是那種在乎，經濟也就會失去活力。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人應該知曉的常識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大搜車CEO姚軍紅所說的，“相對于企業，個人的選擇更多”（詳見《大搜車CEO：相對于企業，個人的選擇更多》）。

然而，我們還是看到這樣非蠢即壞文章的出現，比如《裁員，是否該查一下新潮傳媒呢？》，文章煞有介事地寫道：新冠肺炎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一次檢視。我們常說一個企業要有道德血液，要有社會責任感，就當下而言，這個社會責任感就是在非常時期企業與職工榮辱與共，共克時艱，企業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而不是來個“一辭了之”。

關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有人說，活下去是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否則雇員和交稅都不可能實現。有人說，這不是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這是底線社會責任。實際上，這說的都是一件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們不是要求公司做與他們正常經營不同的事情，我們是要求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正常經營”。記住，這里“正常經營”還是一切之綱，我們必須正視現實。

最后多說一句，企業裁員減薪之類肯定最撩撥人的神經，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中國，但因此就說三道四，就顯得不懂經濟學常識了，除非你能證明企業違反了勞動法。

這也讓我們想起了這些年來總是有人在指責所謂中國汽車產能過剩問題，既然那么擔心過剩，中國汽車業是不是應該回到車企三大三小的時代，然后國家最好能統購統銷，那樣一切問題就煙消云散了。但是，你愿意回到這樣的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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