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互聯網。知識工作自動化。物聯網。云計算。先進機器人。智能駕駛。下一代基因組學。儲能技術。3D打印。先進材料。先進油氣勘探及回填。可再生能源。

這是2013年5月麥肯錫公布的到未來將引領生活、商業和全球經濟變革的12項顛覆性技術。麥肯錫認為，到2025年，它們對全球經濟的直接影響將達16萬億-40萬億美元。

清華大學汽車產業與技術戰略研究院院長、 世界汽車工程師聯合會 （FISITA）主席 趙福全對這12項顛覆性技術做了分類，他認為，除了基因組學，其余有9項和汽車直接相關，2項和汽車間接相關，而以這些技術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給汽車產業帶來了顛覆性影響。

11月7日，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全球汽車產業發展趨勢論壇上，趙福全發表主題為《汽車產業變革與中國機遇》的演講，談到了他對這次汽車產業革命的理解。

新一輪科技革命中，能源、交通工具、信息交互手段三者的改變同時發生在汽車產業。汽車已經不是簡單的代步工具，而是一個打通物流、人流、信息流的載體，成為我們發展智能化城市、進入智慧化社會的一個核心。

汽車文明的重新定義將引發能源革命、互聯革命以及智能革命，并給汽車產業帶來六大革命性變化：從信息孤島變成智能終端，從人駕駛車變成自動駕駛，從耗能機械變成移動儲能裝置，從擁有使用變成共享使用，從汽車制造變成汽車智造，從移動工具變成交通服務。

11月7日，趙福全在全球汽車產業發展趨勢論壇上演講 

互聯和數據將成為未來競爭核心要素。圍繞著汽車全產業鏈大數據的打通和價值挖掘將成為汽車產業的核心。

“圍繞著擴大智能技術賦能這塊內容都是我們過去不太習慣的。”但趙福全認為，這些東西都是讓汽車騰飛的巨大機會。

生態

汽車產業生態圈

在巨大變革的推動下，汽車產業將呈現出一個全新的生態。在智能網聯汽車出行生態圈里，有傳統的造車企業、基礎設施提供商、提供硬軟件的高科技公司等各種力量。

說到生態，趙福全認為，生態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任何一個企業做得到的，也不是一個企業能解決得了的問題。

現實是，很多人講生態，卻最終落不了地。他說，這就是現在汽車產業“聽起來熱鬧，看起來很亂，做起來很難”的原因。

趙福全提出，“未來產業發展一定是技術+產業+生態+資本”。萬物互聯的時候，企業一定要進入參與生態的建設，一定會有自己的生態，但是企業自身不能成為生態，“凡是以生態作為企業商業模式的企業注定會失敗”。

他還說，生態最大的擁有者應該是政府，政府擁有所有的資源，但并不一定做所有的事情，而是要成為整個生態的策劃者。

趙福全提出了解決生態問題的“1+1+1”模式，即汽車+信息/科技+政府，萬物互聯時代，三方應該有效分工合作，缺一不可。

在這個合作模式里，產業的主導就是新舊整零車企。很多新造車企業也在其中，帶來了一些新能力新思想新資本，但做的事“沒換湯沒換藥”。

而要進入智能互聯，需要很多信息產業科技公司的能力。“傳統車企可以拓展，但是不能徹底沒有。高科技企業可以參與汽車的制造，但是絕對不能造車。”雙方一定要合作分工。

另外，汽車產業革命一定要有基礎設施，那就是政府要起的重要作用。未來的基礎設施絕對不是硬件，很多軟件也變得重要起來，要拼軟環境。

要實現自動駕駛，不同于歐美偏向的單車智能，中國提出了車路協同智能。趙福全認為，未來我們的車路協同將是最大的優勢。

發展智能網聯汽車還是需要大的產業平臺。“這個產業平臺絕對不是現在的BAT能做得到的，盡管它們在努力地進來。因為它們不是物聯網的平臺，物聯網一定是有產業的，絕對不是互聯網，現在的BAT都是基于互聯網的。”

3.0看中

汽車產業演進路徑 

汽車產業進入3.0時代，變革將帶來巨大的改變，汽車就進入了產業生態圈，就是所謂的制造+服務。

縱觀歷次汽車產業變革，1.0時代的主角國家是德國，2.0時代是美國，后續日本、韓國也相繼崛起，而3.0時代，很有可能就是中國。

但這個機會我們能不能抓住？

趙福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議。

首先，這次變革是革命性，表面改變的是汽車產業，牽連的是多個產業，影響的是整個社會，帶來的變化是歷史性的，廣泛的，而且是深遠的。

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的綜合作用的結果，落腳點之一會在汽車上，而且汽車將是一個主要的落腳點。

趙福全認為，在這種趨勢面前，如果“國家不采取行動，企業不順勢而為，個人不因此而調整”，這就只會是一個裝飾。

這次汽車產業變革涉及多個產業多個領域，包括能源轉型、智能制造、數字化社會、人工智能、交通體系……城市、生活、社會會因此而發生巨變。

其二，對于中國來說，它既能解決我們整個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如制造升級、交通擁堵、環境問題、城市規劃等，更會因為我們前瞻性的戰略布局而帶動多個領域集成式創新，發生革命性改變，從而真正實現中國的引領。

而因為人、產業以及體制等優勢，中國具有搶占這次革命的基礎。

其三，本次變革只有國家主導才能有效布局，快速落地，實現超越和引領，“不能簡單地參與，也不能簡單地指導，一定要主導”。

國家在產業分工與合作、基礎設施建設、標準法規建設、創新支撐以及商業示范、財稅支持、國際合作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為在發生產業革命的時候，太多的東西任何一個企業做不了，只有國家才能擁有這么一個大生態。”國家并不一定要具體做這件事，一定要有所為，更要有所不為。

趙福全總結道：“這次變革是革命性的，我認為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絕佳的機會，也是所有國家重新大調整的一個機會，絕對不是簡單汽車產業的事。我們中國要率先發揮體制優勢，進行宏觀布局、戰略調整，站在國家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對這次汽車產業變革重新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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